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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亟须加快补齐生态环境突出短板。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核心在“全面”，成效在“全面”，艰巨也在“全面”。小康全面不全面，生态环境质量是关键。加快补齐生态环境短板面临巨大挑战，需要付出极其艰苦的努力。
一方面，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转向中高速，产业结构由低端迈向中高端，结构调整、转型升级，有利于降低单位产值污染物排放强度；
另一方面，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任务尚未完成，还处在快速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偏重、发展模式粗放等问题仍然在一些地区具有“锁定效应”，经济总量和增量仍在持续上升，污染物新增量依然处于高位。
特别是，伴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发展与保护的矛盾更加突出，一些地方解决环境问题的责任和动力会减弱。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未来20年，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70%左右，将有3亿人口由农村转移到城市。
研究表明，城镇人均生活能耗是农村人均水平的1.54倍，未来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增加生活垃圾1200万吨、生活污水11.5亿吨，消耗8000万吨标煤。如果延续粗放的传统城镇化模式，污染物在时间上的累积和区域空间上的复合效应将更加明显。
第二，全面深化生态环保改革，任务异常繁重。改革是推进环保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动力，也是破解发展与保护难题的出路。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但生态环境问题却越来越突出。究其原因，根本在于体制机制不适应，缺少科学合理、规范刚性的制度安排，不能破解发展与保护的矛盾，导致很多地方和部门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抓经济手硬、抓环保手软。
由于长期历史累积，今天的环境保护工作不仅要不欠新账，而且要多还旧账，解决很多遗留问题，压力和挑战前所未有。这就需要我们把深化改革放在核心位置，从制度入手，解决制约环保事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为此，党中央、国务院相继出台实施一系列改革文件和举措。
对生态环境保护而言，重点是三个方面：一是抓好中央已出台的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改革任务。比如，“1+6”改革举措，抓紧细化，落地生根。
二是加快推动建立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建立覆盖所有固定污染源的企业排放许可制，完善环境监管执法制度，实行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健全环境信息公布制度等等。对这些制度要尽快推动，有些要制定完整的实施方案，搞好试点示范。
三是落实中央对生态环保领域改革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最新改革要求。2016年结构性改革的关键点，主要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
生态环境保护必须更加注重促进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调整供给结构，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同时，要利用好结构性改革契机，乘势而为，加大力度，严格环保执法监管，强化污染减排和达标排放，以此来安排、落实和推动环保工作。
第三，进一步推进环境治理和质量改善，各项工作艰巨复杂。对比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我国在相同发展阶段面临的环境问题更加复杂，难度前所未有。
传统煤烟型污染与臭氧、PM2.5、挥发性有机物等新老环境问题并存，生产与生活、城市与农村、工业与交通环境污染交织。我国一些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仍处于高位，总量减排与环境质量改善的关系更趋复杂。
2014年，全国COD排放总量为2294.6万吨，二氧化硫为1974.4万吨，氮氧化物2078万吨。要实现环境质量根本好转，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总量排放至少要下降到百万吨级水平。一些没有纳入总量减排控制的污染物排放量依然在持续上升，对环境质量的影响进一步显现。
据测算，全国挥发性有机物（VOCs）排放量高居3000多万吨，对区域复合型大气污染影响较大。2015年，首批开展监测考核的74个城市平均超标天数比例超过四分之一，达28.8%。入冬以来，重污染天气高发。全国地表水特别差和特别好的水体都在减少，城市黑臭水体大量存在。
我国生态足迹增加的速度远高于生物承载力的增长速度，是生物承载力的2倍以上。海河、黄河、辽河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率分别高达106%、82%、76%，远远超过国际公认的水资源开发生态警戒线（40%）。
有效应对和推动解决这些突出问题，环保工作量剧增，任务特别艰巨，需要全面谋划，整体推进，聚焦主业，打牢基础，突破难点，不断取得更大的成效。
第四，环境进入高风险期，守住安全底线难度大。
2015年，相继发生福建漳州古雷石化（PX）项目爆炸、天津港“8·12”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等一系列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表明长期以来粗放式发展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环境安全意识必须始终牢记，环境安全防线不能有一丝一毫放松。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是我国环境高风险期，有的是环境自身的问题，有的是衍生出来的问题，区域性、布局性、结构性环境风险更加突出，环境事故呈高发频发态势。
我国化工产业结构和布局不合理，布局总体呈现近水靠城的分布特征，12%的危险化学品企业距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重要生态功能区等环境敏感区域不足1公里，10%的企业距离人口集中居住区不足1公里，保障饮用水安全压力巨大。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历历在目，甘肃陇星锑污染事件近在咫尺，守住环境安全底线是利剑高悬、重过千钧。
第五，区域环境分化趋势显现，统筹协调的要求高范围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东部一些地区进入工业化后期，环境质量出现好转态势，但中西部很大程度上仍在复制东部过去的发展模式。
从项目环评审批情况看，中西部地区重化工项目投资持续攀升，相关产业自东向西转移趋势已经比较明显。“十二五”以来，我部审批的重化工项目中，中西部投资占全国的80%。青海、甘肃等省（区）的规划和项目建设集中在石油化工、有色冶金和电力行业；中部地区集中在装备制造、石油化工、钢铁、有色冶金、煤炭及电力、建材等基础能源原材料行业。
如果统筹处理不好，西部有可能重复东部一些地区污染严重、生态受损的状况。西部是我国的生态屏障和“水塔”，生态环境敏感度高、监管能力弱，一旦出问题，将会是灾难性的。
机遇与挑战并存，动力与压力同在。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我国发展正在由原来加快发展速度转变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机遇，正在由原来规模快速扩张转变为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机遇。
